左翼电影文化运动
国防电影运动
从1935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抗日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在党的伟大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275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接着，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又发表了第二次宣言。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向文学艺术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继而在文学艺术各部门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的口号，各种国防文学、戏剧作品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国防文艺运动的高潮。在电影界，以1936年11月“联华”出品的《狼山喋血记》、“新华”1936年底出品的《壮志凌云》最为突出。阳翰笙编的《夜奔》和田汉编的《青年进行曲》便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抗日精神和力量的影片。 从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来看，1934—1935年可谓是“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属于创作的低落期。到1936年以后，由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爱国进步力量逐步兴起，涌现了一批优秀影片如《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等，从不同的角度来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民众的抗日激情，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
“围剿”和反“围剿”斗争
从1934年起，反动当局从四个方面对进步电影实行反革命“围剿”：一、利用政权，强化电影检查制度；二、实行文化特务统治,制造恐怖，通缉进步电影人士；三、炮制反动电影理论，强化宣传攻势；四、拉拢和组建一批反动电影公司，拍摄各类反动落后影片，毒害和麻醉人民群众。 1935年下半年“艺华公司”老板严春堂听命于反动当局，接纳了刘呐鸥、黄嘉漠等“软性电影”分子后，又由于田汉、阳翰笙被反动派逮捕，史东山、魏鹤龄等人愤然退出“艺华”，使“艺华”被刘，黄等人一手操纵，继而堕落成为炮制“软性电影”的大本营。 1934年夏成立的“电通”影片公司是一家基本上掌握在党的电影小组手中的公司。其拍摄的《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慷慨的词曲、激励了无数革命志士奔向战场，后来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其特殊的意义。“电通”公司的革命影片震惊了反动当局。“电通”存在了仅一年半以后宣告结束。但在这场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它摄制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瞩目的一页。 1934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战役是开展对“软性电影”的批判。这是电影领域反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他们鼓吹电影是软性的，非政治的。面对这种形势，党的地下组织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争取到了《时事新报》、《大晚报》、《中华日报》、《电影画报》等刊物的合作，并在《民报》上开辟了《影潭》副刊。这在理论阵地上吹响了对反动派进行反击的号角。从6月中旬开始，唐纳、夏衍、尘无、鲁思等发表了一批电影理论文章和杂文，集中三个问题对“软性电影”进行全面的声讨和批判：一是电影大众化问题；二是电影题材问题；三是电影的艺术性与倾向性问题。他们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批驳了“软性电影”的实质是把电影最终变成“鸦片烟和红丸”，达到麻醉和毒害人们灵魂的目的。这场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斗志。对左翼电影理论工作者来说，磨练了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武器，为以后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3年的电影年
党的电影小组通过大量的工作，建立了地下组织对电影工作的实际领导，并团结了广大的电影工作者。此时，建立电影界公开的群众性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33年2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从5月起，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对电影文化运动的方针、任务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宣传和讨论。经过这次讨论，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明确了方向，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从而使中国的电影界在1933年出现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 1933年，由于党的电影小组为核心的进步力量不断影响，“明星”这家我国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制片公司内部出现了重大变化，促使了“明星”公司反帝反封建制片方针的开始。这一年中，“明星”共拍摄了至少有27部影片，夏衍的8本《狂流》以鲜明的主题，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阶级压迫。作为“明星”公司这一年的开张影片，赢得了空前的强烈反响。继《狂流》后，《春蚕》、《姊妹花》、《丰年》等一大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电影脱颖而出，使“明星”公司的面貌焕然一新。 除“明星”公司外，“联华”公司的田汉、阮玲玉、金焰、费穆、蔡楚生、孙瑜等进步电影工作者创作的《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等都以各种生活的侧面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和斗争。 另外，党的电影小组也发展了“艺华”影业公司的这块阵地。田汉和阳翰笙实际主持了“艺华”的创作业务。1933年出品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4部影片都是集中表现反帝题材的。 与此同时，原来一直名声不好的“天一”影片公司，逐步摆脱了以前的老套。1933年共拍摄了10部影片。其中以《挣扎》最为出色。 在左翼进步电影和党的影响下，1933年的电影创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涨局面。在党的地下组织控制的“艺华”、“明星”等大公司的影响下，进步电影的创作生产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另外，电影在编、导、演、摄、录、美等艺术上也有长足的进步，使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个高潮，因此，有人把1933年称为中国的电影年。 由于左翼电影运动的辉煌成就，使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由先前对进步电影的限、卡、禁发展到后来出现公开捣毁“艺华”公司的事件。白色恐怖笼罩了上海进步文化界。从1934年起，国民党当局又进一步强化电影检查制度，实行文化特务统治，并下令通缉进步文化人士。另外，进而炮制反动电影理论、拍摄各类反动落后影片，疯狂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从此，中国电影又走入了一个新的更为艰苦、复杂的时代。
左翼电影运动和党的电影小组
从193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新的姿态，直接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文化和电影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和疯狂“围剿”。对文化同样实行“围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围剿”斗争，在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吹响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革命的号角。1930年初，在党的领导下，由鲁迅、田汉、沈瑞先（夏衍）、郁达夫、郑伯奇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由大同盟。同年3月，由党领导的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有50余人。1930年8月，以艺术剧社和南国剧社为中心，联合“辛酉”、“大厦”、“摩登”、“戏剧协社”、“光明”等戏剧团体参加，组成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左联”和“文总”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 在1933年，正式成立了由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负责人是夏衍。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党对电影工作的影响和领导，并逐步开展了工作。1932年7月8日，创办了左翼电影工作者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旗帜鲜明地进行宣传和斗争。本着“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原则，引导和提高观众的审美趣味，宣传和教育了广大人民。正是左翼电影理论和批评工作的建立和成绩，真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 接着，在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又开展了对美国商人旨在独占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所谓筹组“美国注册中国第一有声影片有限公司”的斗争，对他们的侵略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这是左翼电影运动在理论批评战线上的一个光辉胜利。 与此同时，左翼影评界热情宣传和介绍前苏联的优秀革命影片。夏衍还用丁谦平的笔名，发表了他翻译的《生路》的摄制台本。这是我国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前苏联电影剧本。他们将介绍和传播前苏联电影作为我国革命的进步电影理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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