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顾铁军



     作为我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电影译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它与新中国同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兴旺发达的的历史发展，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电影译制是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同整个电影事业一样，电影译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在中国对外开放、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看进口大片已经是一种时尚；人们尽情领略异国的风土人情，看到银幕上的外国人操着地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言谈举止和谐得天衣无缝，足以以假乱真。然而，在这精彩与辉煌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艰苦的探索，不懈的努力。半个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造就了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人们对毕克、李梓、乔榛、丁建华这些配音演员的名字已经耳熟能详。
    外国电影进入中国几乎就在西方人发明电影的同时。1896年，也就是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一种叫做"西洋影戏"的影像节目在上海的徐园上映，那就是最早进入我国的外国电影。自那时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到1934年，中国的电影院已经有三百余家，到1948年已达六百余家。然而，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正遭受外国的侵略，中国电影的生产和放映大多把持在外国公司的手里，影院里上映的多数是外国影片，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只能在外国电影垄断的夹缝中奋力抗争，虽然成立了几家一定实力的电影公司，如新亚影片公司、明星公司等等，后来也拍摄出了一些象《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杰作，但从规模和技术上都无法与外国电影抗衡。例如，1946年在上海所放映了383部故事片，其中美国片352部，占92%；英国片15部，占3.9%；苏联片3部，占不到1%，中国影片13部，仅占3.4%。今天回顾那段外国电影涌入中国的历史，我们感到的是无奈和悲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由于当时进入中国的电影一般都是默片，不存在语言翻译的问题，后来有了一些有声片，一般都是原文放映。为了帮助观众理解这些有声片，当时的影院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如印发故事说明书、放映幻灯小字幕、由解说员解说等等，少数影院还有"译意风"，在电影放映时现场翻译。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也就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用中文配音的影片，是到解放前后才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了，国产片的生产和放映成为电影事业的主体，同时，我们也没有停止外国电影的引进，迄今为止，我国每年都或多或少地进口一些外国电影，以满足观众在文化娱乐上的这种需要。为了方便广大观众观看这些外国电影，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中国电影工作者对外国电影的音响录音进行了重新加工，配上了与画面同步的中文对白，受到了广大电影观众的欢迎，这无疑为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有了对这种电影生产的大量的、持续的需要，我国出现了几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单位，形成了电影产业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在这些电影译制单位中，历史长，产最量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有三家，即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三家电影译制单位的发展代表了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是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缩影。在电影译制事业的蓬勃发展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在译制片译制生产的导演、录音、编辑，尤其是在配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造，使外国电影的配音制作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中又培育出了一朵奇葩。目前大多数国家都自己的译制片生产，有些国家的水平也相当高，如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他们将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国家的电影加工成有日语、韩语配音的影片，但无论在规模和艺术水平方面，中国是远远领先的。另外，电视译制与电影译制有许多相同之处，电影译制艺术的积累也为今天高质量的电视译制片的大量生产创造了条件。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文革"前1949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的大发展时期。

    一、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

    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个电影制片厂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就开始筹建了，原名为东北电影公司，厂址在长春，1946年10月1日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人员主要由来自延安的电影工作者、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遗留人员、东北地区当地的一些电影工作者组成。解放战争东北战役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迁至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城兴山，1949年长春解放后又搬迁回长春。第一任厂长是舒群。1946年，袁牧之从苏联学习归来，被任命为第二任厂长。1948年，当时地处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建厂三年，初具规模，袁牧之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他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新闻照片，其中翻译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译制片。
    袁牧之注意到，当时所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有些电影加上了一些中文字幕，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1948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当时厂里编导、表演能力都很强的袁乃晨商量此事，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袁牧之就把创办电影译制的工作交给了袁乃晨，袁乃晨欣然接受，随即开展工作。袁乃晨是部队话剧演员出身，既有艺术才华又朴素干练，他只身来到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与他商洽翻译苏联影片的业务。此前，已经有一些苏联电影在上映之前进行了加文字幕等翻译性质的处理，是由香港和印度等地的电影公司制作的。起初，聂斯库伯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几经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袁乃晨终于与苏方签订了为苏联电影做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马特络夫》。袁牧之和袁乃晨马上组织人员，安排设备，全力以赴地开始了译制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一次次地试验，终于于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
    影片译制完成后，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请来了包括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结果大获成功，放映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全厂职工欢呼雀跃，无比激动。聂斯库伯连声说好，同意以后所有的苏联电影的华语翻译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来做。此片正式定名为《一个普通的战士》，由袁乃晨导演，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张家克、高岛小二郎录音，主要配音演员有张玉昆、吴静等。1949年8月开始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过程，人们赞誉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一个普通的战士》的译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人员，他们毫不懈怠，一部又一部地译制新片，一发不可收拾，仅在1949年的下半年就接连完成了另外两部苏联电影的翻译，即《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第二年的产量更令人咋舌，多达31部。东北电影制片厂生产的译制片不仅在北方上映，在南方也同样受到欢迎，尤其在具有中国民族电影光荣传统的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译制片令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更激发了那里的专业电影界同行开展电影译制的热情。
     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我国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厂家，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1957年4月7日，翻译片组脱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独立的电影生产单位，并命名为上海电影译制厂。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刚刚成立就接到中央电影局要求其在第二年完成10部电影翻译的任务，组长陈叙一随即带领周彦、寇嘉弼、陈锦荣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向那里的同行学习经验。陈叙一一行于年底返回上海，马上就开始准备第一部电影的翻译工作。1950年三月，《团的儿子》（即《小英雄》）的译制工作全面展开，担任翻译的是陈涓、杨范，导演是周彦、寇嘉弼，配音演员有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邱岳峰。他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于1951年1月成功地完成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品《小英雄》。不仅如此，到1951年年底，上海电影制片长翻译片组共完成11部电影的翻译，超额完成了中央电影局下达的任务。
    万事开头难。建国初期，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新中国的第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不畏艰难，白手起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电影译制事业的开创，一开始就大胆实践，艺术上精益求精，在艰苦的条件下，使用极为简陋的设备，生产出了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为了符合译文的口语化和画面对口形的要求，《一个普通的战士》脚本的中文译稿几经修改。排练时，袁乃晨用秒表掌握时间，与孟广钧一起反复实验琢磨，逐个纠正拼音上的问题和不足。比如，配音演员说出的中文的口型的开合程度及其节奏必须与俄文一致，同时又不能顾此失彼，说出的中文不能过于僵硬，为此他们反复修改调整译文，直到满意为止。再比如，电影中马特落索夫在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呼："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他们就试着用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常用的字眼"冲啊！"，结果口型合适，听起来很自然，效果很好。
    电影艺术是声、光、电等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同戏剧表演艺术结合的结果，所以译制片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导演、翻译、配音人员的艺术水平外，还取决与录音技术人员和录音技术设备的水平。在我国译制片产业诞生之初，各个译制单位负的录音设备都是非常简陋的，器材都是东拼西凑，很不配套。但是我国第一代电影技术工作者一开始就大胆研究，努力探索，充分发掘当时现有设备的潜力，因陋就简，努力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他们也不断地进行设备的革新改造，大力提高录音效果。
     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在大都市，那时的条件也十分简陋。1949年6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本部搬迁至梵皇渡路，他们把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一个旧汽车棚改装成一个放映间，墙壁刷上白色后加上木框权当作银幕，录音间设在厂部三层楼的楼顶上，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联制造的小型单声道光学录音机，他们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作隔音板，一段时间以后显得十分破旧，大家戏称这个录音间为"露音间"。他们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来一些冰块降温，录音的环境很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制作出了《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上乘之作，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译制片经典。
    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在生产译制片时，由于翻译、配音、合成等多道工序中需要反复放映电影的某一个片段，由于设备功能的局限，工作人员不得不卸片、倒片、装片、放映循环重复地劳动，工作量繁重，效率很低，也影响译制人员的创作情绪。当年八、九月份，放映员张银生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细心琢磨，反复实验，终于设计制造了"循环放映盘"，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该设备十月份开始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当时一部译制片的生产时间从30天左右减少到20天左右。这一设备后来经过一些小的改进，一直沿用至今。1954年底，翻译片组又在国内率先使用磁性录音，以代替以前的光学录音，声音录制在磁性胶带，而不是感光胶带上了。由于磁带上的录音可以消除重录，减少了创作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节约了生产材料，是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一大进步。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技术人员又在磁性录音机上增加了循环录音功能，使之与放映画面同步循环录音，1963年，这套设备进一步完善，包括一套磁性循环录音系统和一套二路调音台，成为当时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在我国当时和以后的译制片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继而又迅速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实在是一个奇迹。1949年至1965年这十七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多达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每年观众数以亿计。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文化娱乐生活的方式也很少，看电影成了当时最普及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城市，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人们或是举家扶老携幼，或是亲朋好友相约结伴，蜂拥而至，影院门口常常是熙熙攘攘，场内更是座无虚席。在农村，在厂矿，露天电影是人们的最爱，常常是当空挂起的一方银幕前，黑压压的观众一眼望不到边际，他们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木凳上，或站在后边，还有人坐在远处的墙头上、大树上，成千上万的人凝神观看，鸦雀无声。那时候，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电影倍受欢迎，外国电影让他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那时的电影就像今天的电视，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比如，银幕上苏联姑娘穿的布拉吉（一种连衣裙）让中国姑娘们好羡慕，一时间大街上到处流行布拉吉。人群拥挤时，会听到有人用电影上的"戏词"开玩笑，大声嚷："让列宁同志先走！"
     很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我国在文化上是相当开放的，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诸国。选片只考虑影片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在乎出产国的国家制度。这种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我国译制片事业在初创时期就得以大发展的前提。十七年时期，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个大洲，其中既有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数量上相对很少。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先进的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家大有人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们的电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更入木三分，如英国的《罪恶之家》、《抗暴记》，美国的《社会中坚》，法国的《红与黑》等等。

            二、文革时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纠结在这场运动当中，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部分，外国电影的译制也不可避免地融会在当时国家的政治大氛围里，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外国电影的引进与国家的外交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对垒，处于冷战状态。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亚、非、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密切，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交往，所以长时间以来，中国进口的电影大多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少数通过民间商业渠道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甚至发生边界冲突，两国彻底断交，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很多原来与中国交往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随苏联一起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从那些国家大量进口电影，很多电影交流的大门就此关上了。
     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的孤立围困更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人们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遗憾的是，"极左"思潮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走过了头，人们产生了敌视、蔑视、厌恶外国的心理，国内大批"洋奴哲学"，一边要批判苏联修整主义，一边要批判美帝国主义，似乎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坏东西，几乎所有与外国沾边的人和事都受到了怀疑、批判、冲击，人们不敢言外国，这样一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又被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关得更紧了，加剧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孤立状态。结果，能跟中国和得来的，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的国家不多了，中国身边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小兄弟，"文革"期间的译制片几乎全部来自这几个国家。文革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个别电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内的政治气氛也有所松动，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电影多了起来。从内容上看，"文革"时期进口的电影一般都是历史片、文学名著改变的电影，如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年译制的波兰故事片《哥白尼》，1972年译制的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来自西方国家的电影多数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影片片，如1975年译制的美国电影《纽约奇谈》、英国的《送信人》等。尽管如此，这些电影在当时几乎没有公映，看到的人很少。
    总的来说，"文革"其间的译制片产量很少，片源国家的数量也很有限。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例，产量大的年份只译制十部左右，少的年份只有两部，平均每年五部左右，是文革前的八分之一。1966年到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了50部电影，其中朝鲜电影26部，越南电影6部，罗马尼亚电影5部，阿尔巴尼亚电影6部，此外，苏联电影2部，英国、美国、法国、西德、波兰电影各1部。对于当时电影的千篇一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
    "文革"时期的译制片，同当时产量很少的国产故事片一样，是"文革"文化荒漠上的几株沙棘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倔强的性格保持着生命的力量，给动荡岁月中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和美的享受，一些思想深刻的优秀影片也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当时深受观众欢迎，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的译制片有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伏击战》、《宁死不屈》等等。那些在"文革"期间还坚持译制片创作生产的电影工作者们令人尊敬，尤其是那些敢于从敏感国家进口敏感电影的人更令人敬佩，因为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气氛中，他们要负担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冒着被批被整的风险进行工作，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

原来是酱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