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电影的生命力:因乐观的电影人而延续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各种文化领域相互交叉,界限也愈发模糊,今日的先锋或许明日就成了主流,cult电影如何吸引关注是个难题。一方面人们见多识广,用恶心、怪异那些老套来大搞噱头、恐吓观众已经不会取得太好效果。怎样才能以奇思妙想掷地有声地抛出盛世危言,是导演们绞尽脑汁思索着的。或许观众能在昆汀向老式功夫片致敬的《杀死比尔》里畅快淋漓地爽一阵,但那注定只是片刻欢愉,形成不了持续性的文化热潮。相比之下,人们更需要沃卓斯基兄弟那样高屋建瓴的惊世眼光,如同《黑客帝国》和《V字仇杀队》那样,尽管它听上去总有些杞人忧天。另一方面,大众在电影选择充裕的饕餮大餐面前不免审美疲劳,甘愿接受商业体制的单向传播,早前踏破铁鞋苦觅一部电影并最终看到的过程乐趣没有了,这对cult影迷是个遗憾,对Mp3和DVD的狂热收藏者也是个遗憾。
面对cult电影集体热潮的褪去,电影人们会怎么办呢?顽童依然是顽童,他们不必去顾及人们怎样看他的作品,只要他能率性的玩下去就行,当然,前提是有作为衣食父母的制片方能给他钱玩。
今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了一部自传体的电影人故事,阿兰•卡瓦利耶2005年的《拍摄者》。宣传方在册子上这样写道:“法国cult片大导三十载以来的第三作,难得的是破天荒把镜头对向自己。十一年的拍摄历程,镜头前我们见证了卡瓦利耶面部的三次切除肿瘤手术,样子坏了又变好…..,最精彩是满有灵气的无厘头旁白与极简主义镜头,是散文也是诗,还是情景交融之极致。”
说卡瓦利耶是cult片大导或许奇怪,因为低调的他始终在实验与商业拍摄中徘徊,更有着最不cult的如同《圣女德莱斯》这样神圣而美丽的电影。但他却有着cult电影人率性的共同特征,甚至在许多时候更显突出,阿尔及尼亚和法国战争时期他热衷政治电影,被审查制约后就开始搞商业电影,五月风暴让他抛弃现实,进入实验电影领域,向圣女德莱斯献上颂歌并获高度赞誉后,又潜入自己世界,之后热衷于纪录片的现实世界,并将镜头留给病重的自己。他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类的情怀更让他迥异于其他只享受杂耍的cult导演,但他的纪录片和实验片有着和大多cult片导演作品同样的命运,小范围的发行、放映,或在电视台、或在艺术机构的展览活动,并成为小圈子的热点话题。当然,他的个人化作品本身也和所有cult片一样,以奇思妙想呈现光怪陆离的情景,体现压抑苦闷的情绪。
不幸的是,卡瓦利耶得了面部皮肤癌,但电影世界赋予他轻松的心态,在将摄像机对向自己时,他依然足够幽默,以此逃避开索尔仁尼琴笔下那悲观的《癌症楼》,并真诚地传达出一种直至人心的生命力。
或许,大部分孩童般的cult电影人都能具有如此豁达的心境:我的电影变态,但我人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