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杂谈] 当波兰斯基遇见斯皮尔伯格[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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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级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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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大中小发表于 2006-10-13 00:03 只看该作者

当波兰斯基遇见斯皮尔伯格[转]

作者：周周

一

去年的罗曼·波兰斯基很红，风头之健直逼七十年前梅兰芳，前年的F4，一部《钢琴家》端恺撒取戛纳又捎带横扫了奥斯卡。

多年以来我对罗氏十分关注，因为他的大半生可以说是经历坎坷而极赋有传奇色彩——很有卖点！讲起波兰斯基的八卦，我就会像坏掉的抽水马桶一样哗哗地倒话，想停都停不住——1933年他出生在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也算是家道丰盈，要不是因为二战爆发，年轻时的波兰斯基兴许也会像中国初级大款一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乱，逛夜总，撕美金，砸X.O……

但随着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了整个波兰并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肆屠杀迫害，波兰斯基一家全部被遣往集中营，他母亲就葬身于法西斯的焚尸炉，而他本人则不可思议地从中逃脱开始了长时间的流浪生活。当时波兰的民族电影工业已被完全毁灭(全国789家影院战后仅存5家)，统治者放映了大批德国种族主义影片以奴役民众思想，而波兰斯基最初就是如此地进行了电影的启蒙。

1945年，波兰斯基与幸存的家人团聚，但父亲反对他从事电影的志向而将他送往了一家工科学校。几经周折，波兰斯基最终在安德烈·瓦伊达(波兰斯基出演了他的影片《一代》与《下水道》)的指引下考入著名的洛兹电影学院，并逐步成为“波兰学派”中最年轻且最具才华的导演。他早年创作的短片《两个男人和一个柜子》(Two Men and a Wardrobe,1958)、《胖子与瘦子》(The Fat and theLean,1961)和《哺乳动物》(Mammals,1962)受到一致推崇，至今仍堪称同类影片中的经典。在完成长片处女作《水中刀》(Knifein the Water,1962)后，波兰斯基也告别了自己第一场失败的婚姻，他的妻子演员芭芭拉·拉斯(BarbaraLass)另寻新欢离他而去。

在随后的1963年，波兰斯基离开了相对闭塞的波兰，开始了周游列国般的创作生活，荷兰、法国、英国都留下了他的踪迹。《厌恶》(Repulsion,1965)和《卡特巴赫到来时》(Cul-de-sac,1966)的成功不仅带来了柏林电影节上的两次荣耀，还为他赢得了第一份好莱坞合同。1967年，波兰斯基接拍了吸血鬼题材的好莱坞影片《魔鬼舞蹈》(Dance of theVampires)，拍摄过程中他结识了美艳的女影星莎朗·塔特(Sharon Tate)，两人一见钟情并于次年1月在伦敦正式举行了婚礼。

随着《罗斯玛莉的婴儿》的热映和塔特的怀孕，波兰斯基以重金在贝弗利山班奈迪克山谷购置了一套豪华住宅，这就是著名的茨埃罗大道10050号。1969年8月9日的清晨，清洁工查普曼太太一如既往地来到这间毫宅打扫卫生，但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场残不忍睹的凶杀使这座气派的洋房成为充满屠戮与鲜血的地狱。经警方证实，包括女主人塔特在内有五人被害，尸体上总共发现102处刀伤，且均中数枪，死者表现得极为痛苦。已有八个月身孕的塔特身中16刀，她和化妆师杰伊·斯普林被用绳子吊在起居室内，凶手用她的鲜血在墙上涂写了“杀死猪猡”、“起义”等口号，而此时的波兰斯基正在伦敦筹备新片的拍摄。由于没有任何物品失窃，凶案显得扑朔迷离，波兰斯基本人亦成为怀疑的对象，甚至有人猜测这与《罗斯玛莉的婴儿》中的魔鬼家族有关。1969年12月1日，洛杉矶警察局长埃德·戴维斯宣布经过8750个小时的工作，塔特谋杀案终告侦破。凶手系邪教组织“曼森家族”(The MansonFamily)的一男三女四名成员，而幕后主使者就是他们的领袖查理·曼森(CharlesManson)。关于凶杀动机，有说曼森希望以此惩罚统治阶级的奢华堕落，也有说房子的前任主人曾与曼森有所过节，无论如何，都为塔特血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经历过丧妻之痛，波兰斯基的创作转向更为黑暗的方向，《麦克白》(Macbeth,1971)、《唐人街》(Chinatown,1974)等片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谁知波兰斯基天生一个寻花问柳走马章台的风流胚子，成了当世名导也不肯歇手，最后终于酿成大祸——1977年，正处于事业如日中天时的波兰斯基在好友杰克·尼科尔森家的浴室里诱奸了一名十三岁的未成年模特，为躲避法办而被迫远逃欧洲，从此终身无法踏上美国的土地……甚至今年《钢琴家》拿了奥斯卡大奖，他都无缘亲临会场。

二

十三年后，又有王者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1946年12月1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在俄亥俄州的凤凰城长大。斯皮尔伯格今年57岁，要是在中国，他也算得上是“老三届”，保不齐三十多年前还上过山，下过乡，养过骡子，又背了一身孽债回家，但幸运的是他出生在既反动又黄色的美利坚……

与罗氏不同，斯皮尔伯格年轻时算得上是一个家底殷实的逍遥公子——不但相貌堂堂，自己还会写剧本，讲段子，16岁那年就拍了一部两小时的科幻片《火光》(《Firelight》)，可谓青年才俊。斯皮尔伯格进入好莱坞的时代，是导演决定一切的时代，而现在却是市场决定一切的时代。即便是经历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仍可以做到那句电影人的名言：要让我们操电影，而不是电影操我们。所以斯氏才可以历久不衰，不但始终保持着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导演的地位，而且还拍出了《第三类接触》、《E.T》和《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著名的好莱坞样板戏。

即便是这样，美国电影协会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怎么待见他。每年美国电影口选劳动模范，总是在最后一刻让斯皮尔伯格回到未来，气得他满脸紫色，根本不顾及他连续多年每年都会给美国电影业创收的几亿美元。直到1994年的一部《辛德勒名单》总算是令他打了个翻身仗，举手间便摘了奥斯卡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各项光荣。其实，对斯氏的《辛德勒名单》记忆还停留在在我的高中时代，只记得那时的他对我们这些青葱少年认穴极准，没几个画面容不得我细想就是一阵泪水洗面……

三

哈里和莎莉一起开车去纽约，他们第一次相遇，哈里说：说说你的故事吧，芝加哥到纽约要开上十八个小时。莎莉说：用不了出芝加哥，我那点故事就讲完了。那年莎莉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当哈里遇到莎莉》曾是我们那个年轻时代的经典：见异思迁玩世不恭，有那么一点情感原则，享受感情的质量，并不在意故事的数量。莎莉二十岁时的那些故事，编一本书，充其量也就是一部婚姻法的单行本那么厚，所以有点假知识分子小肚鸡肠的哈里才会心里有底，放心大胆的和莎莉调情……

如果是波兰斯基遇见斯皮尔伯格，恐怕故事就不会如此的简单。两人在影坛都已扬名立腕多年，斯皮尔伯格在美国可以说是电影教父级的人物，而波兰斯基更是纵横驰骋欧美各大电影节，并且屡有斩获。始终认为把两个导演或是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类比，是件很扯淡的事儿，就好像以前我听说过有一门学问叫比较文学，专门乱点鸳鸯谱，把它看着相似的东西往一块胡勒，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搞杂交！其实，电影一旦拍成，再做分析和比较都会是很徒劳的事情，尤其是作比较——即便是两部电影题材相似，背景相同，一国投资。甚至发展都后来还会有人去探究片子的导演是不是同属一个师傅，是不是在同一个澡堂子洗过澡并一起顺手剜了鸡眼，是不是同在一家医院就过诊还一块割了包皮……

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比较两部影片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娱乐。我始终觉得娱乐最好，常常感叹自己生逢其时——现在我们有欣欣向荣灯红酒绿的文化市场，卖唱的，卖笑的，卖艺的，卖文的，卖情调的，卖雅癖的，卖搅屎棍的，卖大粪叉的……都会找的合适的定价和买主。另一边，人民也需要娱乐，我不敢要求我的读者上了一天工下了一天地伺候了一天老板应付了一天客户后，还得听我聊聊长镜头讲讲慢切和跳接。当然，要是有人还能在我得B得地聊完娱乐后，还会对电影有了那么点体味，或是觉得原来暗淡的生活又开始昂扬了，那样我就会非常非常地happy……

四

闲淡少扯，书归正传。同是描写二战时犹太人艰苦求生的电影，《辛德勒名单》拿了美国最高的奥斯卡奖，《钢琴师》拿了欧洲最高的戛纳奖，外加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所以他们名声不相上下。另外，两部电影都是美国资金拍的英语片，都在波兰拍摄，《钢琴师》的一些情节在《辛德勒名单》里也出现过：犹太社团保护自己的音乐家，党卫军听犹太人弹钢琴等等。其实找这些相同点很简单，明眼人一看便知。但要找他们的不同之处就会有点障碍，却也更有趣，就像我以前玩过的一个益智游戏——在两幅极为相似美女图中找她们不同：抑或Bra蕾丝花边不一致，抑或高跟鞋上的蝴蝶结方向相反，玩起来有声有色！

在国外学电影时，记得学校里的一个教授对斯皮尔伯格很是嗤之以鼻，甚至包括他这部被认为艺术成就很高的《辛德勒名单》。当然他这里面也包含了欧洲小国对大国文化沙文主义的敌视情绪。但他说过的一个道理我记得很清：就是他不喜欢《辛德勒名单》这样一部简单的英雄电影，电影里面善恶忠奸分得异常明确，即便主人公辛德勒也有很多陋习，但依然不妨碍斯皮尔伯格把他包装的异常严肃，因为斯氏的原则是——拯救者应该是严肃深沉的，即便是在床上！最后，老教授说：斯蒂芬充其量是个优秀的artist(匠人)而不是master(大师)……

先把《辛德勒名单》放在一边，我们这边厢看看这部波兰斯基的《钢琴家》。相比较《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的世界就混乱得多，人物众多，忠奸模糊，投靠纳粹的犹奸数次救钢琴师一家性命；抢救犹太人的波兰地下组织成员，居然打着钢琴师的名头到处募捐，然后卷款私逃；德国军官为一首曲子感动，包庇躲在德军临时司令部的犹太人，又送衣服又送食物。但正是这样，我们反而觉得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就像《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罗曼·波兰斯基的新电影《钢琴家》，是基于WladyslawSzpilman的回忆，后者是一位1930年代波兰广播明星和咖啡馆常客，被华沙犹太中产阶级同化吸收的成员，在德国纳粹占领区和华沙犹太区生活过……幸存的理由，既典型又反常；他们及时记录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灾难并且没有故意撒谎或者错误，歪曲。”

相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波兰斯基对那段历史更有切肤之痛，难得的是他能够平静下来，以自己和那位钢琴家的真实经历和内心体验，在有限的局部进行了冷静的刻画，这种客观和仔细，在我看来超越了《辛德勒名单》戏剧化的悲剧模式。

五

无论是斯皮尔伯格还是波兰斯基，像他们如此级别的导演，在拍一部历史传记前，一定会对那段历史一清二楚。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他们是怎样去表现，征服观众，征服评委，征服自己，还是去选择作一个杰出的历史的“拷问者”。可以说，在如此一点上，无论是近十年前的《辛德勒名单》还是今天的《钢琴家》，都没有做到完全。

在奥克兰看完《钢琴家》的首映后，我的一个同学就说：“RomanPolanski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给我们。”事实如此——电影的叙事还是老套，没创新只有成熟和工整。波兰斯基一向乐于表现宿命，即便在《钢琴家》中也不忘记，按他的路线，依然把人置身于某个有限空间，然后将他隔离使其孤单……漂泊与惊悚的永无休止，这是波兰斯基自己的宿命，但人类的宿命又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追问也就是我最想说的，以至于前面的一切八卦和扯淡都是为最后的追问做着铺排。人类的灾难绝不只是二战中的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那些罪行，在《辛德勒名单》和《钢琴家》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德国人”的罪恶，而不是“人”的罪恶。犹太人永远像的羔羊一样温顺可怜，德国人则永远如豺狼般残暴血腥。把残忍暴虐归罪于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是很可笑的，谁可以保证犹太人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会做出同样的罪孽？正如约翰·里恩所言：“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不用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鸣！”

“历史有什么作用？”大历史学家布洛赫居然这样发问。时间环绕着我们，承载且推动着我们，而我们常常无从感知历史的存在。其实，存在于废墟古堡和残篇断简之中的历史只是死去的那部分历史；还有另一部分，那是活的历史，早已深入现实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提及历史，所指的就不应仅仅是记忆而已。面对人类的灾难，亦如二战，亦如我们的“文化革命”，我始终认为更能传世的是那些对人性，对人的局限性充满疑惑和恐惧的作品。多年前，当帕斯捷尔纳克结束流放生活返回久别的祖国俄罗斯，追忆起在古拉格群岛的生活时，他写道：“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也正是如此，我才一直坚信：正义之外没有平静，真理之外没有安息……

[ 本帖最后由信·雨于 2007-3-7 14: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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